鲁迅的寂寞：泉边知音难觅

文|钟倩

一个文人或学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，不仅是成就与被成就的关系，很多时候也是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。

1929年1月，李长之写过一篇散文《猫》，其中有段关于读鲁迅《热风》的文字，现在读来依然让人精神振奋：

“‘鲁迅’这两个字，我一见了，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，也就仿佛是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。

中国的社会，不错，有了曙光了，但是积厚沉阴的暗霾，那是需要雷和闪的

——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，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。”

这是李长之首次写关于鲁迅的文章，虽然算不上研究，但是，的确有一种炽热情感和思想积淀在里面。

引人注目的是，创作地点是在济南。

他在《鲁迅批判》后记中交代道：

“我住的地方是济南，文章是发表在迁在泰安的省政府所办的《山东民报》上。

省政府为什么不在济南呢？

因为那时济南是被日军占领了。

这点亡国之痛的感觉，不想竟是早早尝到了的。

济南自从张宗昌去后，人才有自由看白话文的书，写白话文的文章。

但大家似乎肢体拘久了，刚放开，都不知如何伸展。

从前接触过的白话文，都似乎不知如何着笔。

这时帮助我恢复了表现的能力的，便是鲁迅的作品，而开头是这里提到的《热风》。

我开始又写白话文，也就是起自这篇散文《猫》。

当时用的署名是尝之。”

相隔不久，2月14日，他又写了第二篇关于鲁迅的文章，《读<鲁迅在广东>》：

“鲁迅之冲锋陷阵的战绩，对于宗法社会对封建思想的搏肉，也可以说赫赫然大白于天下矣。

无论粗浅的，细微的，热烈的，和平的，对于鲁迅也算都有一番认识了。

幼稚的我，也有一番幼稚的景慕。”

如果说第一篇《猫》是鲁迅研究的初试笔，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他思想的卷入和兴趣的升温。

理解和剖析鲁迅，获得一种鞭策和鼓励，也使他重新认识自己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李长之研究鲁迅的序章，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引子。

不久他又转向自然科学了，直到1931年夏天。

他重新归队到文学战线上来，开始写关于鲁迅的文章。

写的过程，也是思想操练的过程。

对于一个二十冒头的文学青年，势必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是，李长之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研究鲁迅的思想内核：

“生存这观念，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，使他对于青年永远同情着，又过分的原宥着，这也就是他换得青年爱戴的根由。”

“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，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。

他的心太切了，他又很锐敏地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，他能不感到寂寞吗？

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叹息，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。”

鲁迅的寂寞深处蕴藉着他巨大的悲悯，李长之沿着他的“生物学的人生观”游走，进行深入探索。

在济求学期间，李长之的同学有季羡林、臧克家。

作为同学，季羡林先生曾在《追忆李长之》一文中回忆道：

“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。认识他时，我只有八九岁，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。”

童年时期的经历，为成长涂抹精神底色。

那个时候，季羡林不知学习用功为何物，把精力放在了痴迷旧武侠小说，大明湖畔钓虾钓蛤蟆上；

而李长之则不同，每学年成绩张榜时，他的成绩总是位居第一或第二。

1919年，王祝晨兼任附属小学的校长。

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，他改用白话文教学，由《新式教科书》换成《新体国语教科书》，同时学校图书馆也对外开放，一下子点燃了李长之阅读的兴趣。

在国文老师张信庵的推荐下，他担任了图书馆的小管理员，能够有机会阅读大量进步期刊和书籍。

第一次读鲁迅《呐喊》，他说：

“我受影响顶大的，古人是孟轲，我爱他浓烈的情感，高亢爽朗的精神；

欧洲人是歌德，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；

现代人便是鲁迅了，我敬的，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。

不知不觉，就把他们的意见，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。”

这为他后来研究鲁迅埋下了思想伏笔。

最关键的是他是站在“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青年的立场上”加以评判，他对鲁迅的那支锐利又带有温度的笔感同身受。

1926年夏天，李长之从山东省立一中毕业，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中文科，后又转入理科，与季羡林再次成为同学。

这期间，他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的浩瀚世界中，《公羊传》《墨子》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苏东坡乐府》《陶潜集》《辛弃疾长短句》，等等，他的海量阅读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成绩。

凡事皆有利弊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古典文学养分，在日后写《鲁迅批判》时派上用场，使得思想晶莹丰厚，评论张弛有度，不因权威厉害而扭曲批判方向。

就像他曾针对国人做学问的现象进行的批评：

“治学要恨，要如老吏断狱，铁面无私；

要如哪吒太子，析骨还父，析肉还母；

要分析得鲜血淋漓，万不能婆婆妈妈，螯螯蝎蝎。

所以我说，应该提倡‘理智的硬性’，我不赞成脑筋永远像豆腐渣一样，一碰就碎。”

这种理智的硬性，正是源自多读经典，专注学问的深厚功底。

环境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。

比如，李长之对鲁迅的分析：

“进化论的，生物学的，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，在奚落和讽嘲的刺激下的感情，加上坚持的简直有些执拗的反抗性，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地方。

环境把他的性格和思想的轮廊给绘就了，然而他自己，在环境里却找到他的出路了，负荷起了使命。”

同样的，当年校园内外的宜人环境和淳朴民风，也成为李长之求学和生活的催化剂，就像他的美好回忆：

“校址的确不错，一出门是水，几株老了的柳树，都弯向水面，和那倒影兜成一个圆圈儿。

有夕阳的时候。特别美，在黝黑幽深的水面上，仿佛镀上了一层金饰。

水不是河，而是水田，绿绿的一大片，有稻，有藕荷。

倘若说济南有点像江南的话，恐怕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有资格。”

“济南有点像江南”，寥寥几句，李长之就勾勒出济南的印象，济南的性格，以及济南的柔软之美。

陶冶情操，也滋润心灵。

其实，这也从侧面映照出在济南读书生活的惬意。

就像当年老舍客居济南四年多的时间，成为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。

李长之在济求学期间的充实和愉悦，也为他多年后的文学批判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“尽力之所能，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，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，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。”

阅读鲁迅，李长之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。

不仅受教于他“说好是真说好，说坏是真说坏”的追求真理，以及德国精神分析法的尝试；

更多的是对他独立人格和批评精神的一种传承。

而他在济南“结缘”鲁迅，为写《鲁迅批判》进行的思想操练，孕育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开放环境，成长于清泉跃动精神拔节的泉城大地。

这既是一种美好的机缘，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他乡之幸。